十八岁那年，我因痴恋文学耽误了课程，结果高考落榜与大学矢之交臂。面对父母的责骂，以及亲友藐视的目光，我只好投身绿色军营，再次实现自己当作家的梦想。

新兵生活是艰苦的，每天除了应付八个小时的高强度训练外，业余时间还要出公差、干杂活，如此反复的折腾，使原本瘦弱的我走起路来摇摇晃晃，无精打采，但困难没有阻止我向理想前进的脚步。训练之余，我忍着胳膊的阵阵酸痛，趴在马扎凳上写新闻、写散文、写小说，然后源源不断把“产品”投寄到四面八方。遗憾的是由于我没有知名度，对报刊用稿情况不熟悉，寄出的稿子不是杳无音信，就是原封不动地退回来。新兵连战友戏称我为“退稿专家”。

每当听到这些刺耳的话语，渴望理解的泪水在眼框中打转转。一段时间我因承受不了舆论攻击，竟病倒在床上。这时，一起入伍的同乡见我整日无精打采，劝我说：“春晓，认命吧，你连中国汉字都认不全，还写什么稿，好好训练说不定能在部队转个志愿兵，这也是对父母一个交代。”我摇摇头，用坚定的口气对同乡说：“就算前面是个沼泽，我也要凭着执着闯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我把退稿信收起来，继续坚持写作。宿舍到饭堂有一段200米的路程，吃完饭后我把事先准备好的文学书拿出来，边走边看。由于精力集中到书上忘记看路，头撞到墙上，掉到路沟里等糗事经常发生，周围战友见我出“洋相”，便肆无忌惮地对我哄笑。

有时我真想弃笔投入到火热的练兵场，可自己身体瘦弱根本不是搞训练的料，别人做十个单杠，我连一个也上不去。况且自己辛苦了六七年，与文学结下深厚的感情，我若中途放弃，说明自己没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和信心，只有坚持下去我才能有出路，即使不成功也有一个寄托。想到这，我的热情不但没减，反且劲头更足了。

两个月过后，我下到老连队。没想到老连队训练更加紧张，一点空闲时间也没有。我只好利用看完新闻到就寝前的一个半小时空闲时间，在水房里读书写作。我把稿纸铺到膝盖上，一手拿手电照亮，一手拿笔写稿。辽东的冬天特别冷，瑟瑟寒风冻得人直打冷颤，每写几分钟我就得搓搓手，防止出现冻伤。即便这样，我的手还是冻坏了，肿得象馒头，拿笔都困难。一次，我在水房里认真写稿，指导员查铺见我不在，以为我出了什么事四下找我。后来他在水房里找到了我，我惊愕地把写好的稿子递给指导员，等待他的责骂。指导员看了看我写的稿子，又仔细端详了我冻得红肿生疮的手，先是心疼地安慰了我几句，然后充满信心地对我说：“小伙子，继续写下去吧，命运转折全靠你努力付出。”那一夜指导员和我谈到天亮。

第二天指导员把我调到连部当文书，使我彻底结束了在水房里写稿的痛苦生活。为了报答指导员对我的关怀，我在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不分白天黑夜地写稿，期望有一天自己的作品登上报纸杂志，给指导员一个惊喜。然而，不论我怎么努力，寄出的稿子仍统统被枪毙。

当兵第二年的夏天，我正在图书室写稿，指导员喊我接电话。我放下笔急忙去接电话。电话是一家杂志社打来的，编辑说我的一篇稿子马上发表，让我以后继续给他投稿。放下电话，一股抑制不在的喜悦从心里喷发而出，高兴地对指导员说：“我的文章发表了，我的文章发表了！”战友也高兴地为我欢呼。那一刻，我成了战场凯旋归来的英雄。

几天后，我收到杂志社的一封来信，编辑在信中抱歉地告诉我，由于的稿子质量不过关，被总编辑砍下来……读着退稿信，泪水哗哗地往外流，耳边又响起战友的哄笑声：“大作家，你的文章发表了……”这一幕，在二十年过后的今天，仍深深刺痛我的心。

1993年的春天，我的一篇散文刊登在《解放军报》上。连队战友在报纸上发现我的名字后，纷纷前来祝贺。而此时的我却出奇的冷静，我对他们说：“不必大小怪，这一天迟早会来的，只不过你们没有耐心等待。”战友静静地听着，谁也没有说话。

自从发表了第一篇文章后，二十几年间我先后在《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收获》《散文》《知音》等报刊杂志发表2000余篇作品，累计100多万字。1994年8月，我被部队保送到蚌埠坦克学院，实现了梦寐以求的军官梦。

回想自己辛酸裹着泪水的坎坷经历，我常常这样想，人生最难忍受的不是生存的艰难，也不是失败的跌到，最痛苦的是受到别人的误解，一个人要想事业成功，不仅要承受这样和那样的打击，而且还要学会自己给自己鼓掌，在没有成功之前，在外人眼里这些都是徒劳的。当你有一天实现自己人生目标时，你会发现无人喝彩的演出也是很精彩的。也正因如此，你才会有不畏劳苦跋涉寻找青春绿洲的动力。

如今写稿当作家对于青少年来说，不再有诱惑力了，对我来说文学依然是我的精神支柱。我非常感谢当初给我报假发稿喜讯的那位编辑，还有那些曾经对我持怀疑态度的战友，虽然他们没有鼓励的掌声，但给了百折不挠的勇气，使我经历了失败的打击后，不断地逆流向前。(文/云之春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