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红军 巴彦扬威

　　“珍珠桥惨案”之后，张甲洲认识到枪杆子的作用，决定回老家建立一支抗日武装队伍。1932年春，经党中央批准，张甲洲率黑龙江籍的于天放等六名同学回到老家巴彦。经过精心筹划，创建了东北第一支人民武装——巴彦抗日游击队。

　　张甲洲很有政治头脑，他认为当前是民族矛盾，发动全民抗日才是上策。所以，他们组织游击队时，提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建立反日大同盟的口号，号召各阶级各民族联合起来，共同抗日救国。为此，他特地创作一首《反日大同盟歌》，在游击队和群众中广泛教唱。当时广大人民群众抗日热情极其高涨，都不愿意当亡国奴，所以，都热烈响应张甲洲的号召，有枪出枪，有人出人，有马出马，积极支援游击队，队伍由起初的200人很快发展壮大到600多人，变成骑兵大队。

　　由于张甲洲实行反日大同盟政策，联合各种武装力量，所以，游击队攻城打窑，无往而不胜。后来根据中共满洲省委指示，1000多人的巴彦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6军江北独立师，张甲洲为师长，赵尚志任政委。由于执行土地革命政策，游击队所到之处都召集群众开会，建立农民会，打土豪、分浮财，开仓放赈。因而，地主富农不再支援游击队，反而称其为“红胡子”“大学胡子”，调动地方武装围剿。

　　1933年初，独立师被反动武装打散，全师只剩70余人。人员稀少，加上弹尽粮绝，为免遭日伪军围剿，张甲洲、赵尚志不得不忍痛决定：暂时隐蔽，听令再集。

　　巴彦游击队自从1932年5月16日成立到1933年1月18日解体，只存在8个月零2天，就成了王明“左”倾路线的牺牲品。事实证明，巴彦游击队失败的原因，是执行王明“左”倾路线的结果。然而，省委却把罪名加在张甲洲和赵尚志头上，将其二人开除党籍，在历史上制造一起冤假错案。

    化名潜伏搞军火

　　张甲洲兵败西荒后，虽然功败垂成，但是，他没有放下抗日的旗帜，仍然发愤御侮。1933年7月，张甲洲化名张进思，只身一人到富锦中学任教员，暗中开辟敌后工作。

　　富锦是日伪统治的腹地．又是抗日游击队活动的中心。他通过交通员和独立师保持联系，并经常为其输送枪支弹药、衣物等军用物资．忍辱负重地为抗日默默工作。  

　　在富锦卧底期间，他非常讲究斗争艺术和麻痹艺术。为打进日伪心脏，他连续3个月起早贪黑地学日语，拿到了二等翻译证书，得到了县公署日本参事官横山安启的赏识，成了“好朋友”。后来。他利用这个“朋友”关系．以建校舍之名．叫横山安启批了一批经费，修建了两栋能容纳16个班级的二层楼房作为中学校舍。他对学生们说：“日本人待不长，盖了房子他拿不走。”他的麻痹艺术也很高超，骗得日本人团团转。见日军进行射击演习，他马上捂起耳朵，假装怕枪响。一次，横山安启叫他骑马，他装作不会骑，从马这边上去后就故意从马那边掉下来，日本人嘲笑说：“念书人的完蛋，骑马的不会。”

    张甲洲在富锦工作5年，凭他的机智勇敢，为“抗联”搞到许多军用物资和枪支弹药，同时，策反了警察大队长李景荫，带出1挺机枪、60支大枪和2000发子弹。

　　1937年6月28日，中共北满临时省委书记冯仲云在帽儿山主持召开执委扩大会议，决定将独立师改编为抗联11军，原师长祁致中任军长，调张甲洲任副军长。

　　8月28日傍晚时分，由参谋长李景荫、副官薛华和郭革一带领一支队伍赶到富锦县城附近的长发屯，接张甲洲上任。副官薛华让他骑马走，他说：“我和李景荫、小郭谈谈，就不骑马了，你把马带回吧!”

　　三人边走边聊，行至离抗联营地七八里的地方，突然遇到下乡收大烟税的伪保卫团小队长刘金贵等10多名伪军。伪军在玉米地的小路上听到前面有人说话，估计是抗联分子，就胡乱开了几枪。听见枪响，李景荫等人忙挥枪还击，敌人钻进玉米地逃窜了。李景荫回头一看，见张甲洲腹部流血不止，赶快和小郭把他架到高粱地里隐藏起来。李景荫关切地问：“张军长，伤势怎么样?”张甲洲笑着说：“够呛，子弹从小肚子打进去了，皮带也给打断了。”李景荫命小郭快去师部找卫生员抢救。等小郭带人赶到时，张甲洲因伤势过重，失血过多，已永远地闭上了眼睛。

　　一代英雄，就这样以30岁的年华，为抗日救国，血洒三江，献出了宝贵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