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祖籍是河南省内乡县西峡口，现在南阳地区西峡县。最早家在一个名叫大林沟的大山里，记得家乡满山都是有腿那么高的桦林木和桑树。山里种不出粮食，但是当地人家会养蚕，蚕有二种：一种是吃桑叶的桑蚕，一种是吃桦树叶的柞蚕。我母亲在家自己会养蚕抽丝，然后把丝拿到集镇上去换粮食。

我父亲是我祖父的孩子中唯一的一个读过书的人，起初读了几年私塾，后来遇到一个偶然的机会，到孙中山开办的郑州师范大学免费读了书。在学校里参加了北伐军的活动，北伐胜利，父亲毕业后先是被推荐到内乡县赤眉镇的一个私塾里去教书，在我三岁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关帝庙区当秘书了，以后又担任了内乡县的县督学。

我大哥比我大八岁。我四岁那年的一个夏天，大哥路过用大石板铺设的老街时，看见路边的一棵大椿树上吊着一个出假票子的人。那天夜里，大哥就翻来覆去地睡不着，后来他把刘外婆叫了起来，和她讲了不少话。我没听清就睡着了。

刘外婆是我的三婶，就住在我们家隔壁。还有一次他看到一个犯人被押着，穿着单薄的衣裳走在隆冬的街路上，他很有触动，就在作文中写出了自己的感想。学校的语文教师和化学教师都是革命者，看了他的作文就有了发展他的想法。后来有一个同学和他谈了话，介绍他参加了革命，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这里有一张他叫我收藏着的照片，据他说这是他们当年几个参加革命同学的合影。他参加革命开始是做交通，负责传递信件。

有一次被敌人发现了，他就将情报塞进嘴里，咽下了肚，敌人找不到什么就把他放了。还有一次他被捕了，敌人把他关在一座宝塔的楼上，看守是一个瘸子。他对看守说他没有吃饭，看守就下去给他拿吃的。看守往下走，他就跟着看守悄悄地往下走，看守下一个台阶，他也下一个台阶，下到和围墙一样高的时候，他就跳了下去，一溜烟地跑掉了。

我们当地的统治者是一个叫别廷芳的小军阀，虽说就封建社会来说他有许多进步思想，但是他曾坚决的反对共产党，经常杀害共产党人士。有一年春节，就在内乡县内杀了一个姓张的共产党员，小青年才十八岁，临死前还高呼：“共产党万岁！”。关帝庙烟店老板的儿子，是我大哥的把兄弟，我大哥叫他：“五哥”也在郑州被杀害了。

在我十岁那年，别廷芳就明确告诉我父亲：“陈彦卿，据说你儿子是共产党，你赶快把他找回来，否则要杀他的头，你全家的家财也都要充公。”为此我父亲就到郑州把大哥找了回来，为了参加革命，大哥开诚布公地对父亲说：“国无宁日，家何以安。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一定要出去。”父亲沉思了许久，最后答应地说道：“走就走把，要走就走远点，不要让家乡知道你的消息。”他还说：“当年为了改变社会，我也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家里不是还放着我参加革命军的帽子吗。年青人总不能安贫于命，但是你不要连累家里。”就这样大哥就出了远门，到那里去我就不知道了。可是我却知道我父亲是怎么会当上国民党县政府督学的了。

在我十三岁的时候，父母亲给我找了一个婆家。这个人家里有百十亩地，儿子是个麻子，人家叫他“黑麻丑怪”。我是满肚子的不高兴，但是碍于父母亲的面，不好反对，只是一想起来就哭。就这样不到半年，忧郁的精神拖累了我的身体，而且越来越差。先是刚来的月经停了，接着脖子上淋巴发炎。这下了我父亲可急了，四处托人求医。请来的医生先是用指甲掐皮，后来用针挑筋，最后还用磁片割肉。但是都不见效，只好中断治疗，在家等死。

父亲得急病，还没等人治就去世了。父亲去世后，南阳有人来，说是少景兄派来的。家里怕是反动派派来的，开始不敢接待他，经过几番试探才知道不是骗局是真的。于是我二哥就出去把大哥接了回来。大哥回来后，看到我病成这个样子，就对我母亲说：“小妹病成这个样子，可不成，这样拖下去人就要死的，一定要治病。”母亲说：“已经尽力治了，附近四邻八村的医家都请来治过，实在是没有办法了。”我大哥就说：“乡下治不了，就到城里去治，到北平去治。”

当时乡下人进北平城可是件大事。大哥不在家，二哥才比我大四岁，还在读书，家里想都没想过。母亲看着我那在乡下无法治好的身体，无可奈何地答应了。出门就要带些钱，开始母亲说：“她有四百元私房钱，都让她带去看病吧。”大哥说：“哪那能够呢。”经过几番纠结，为了救我一条人命，最后母亲答应带了七百元大洋出门看病了。

1937年2月19日县里庙会，母亲送我们兄妹俩到关帝庙巷的街口。我和大哥上了卡车，母亲站在一家商店门口，默默地看着我们，她没有哭。我们先到南阳，住在曹建明家里，曹建明的大嫂替我剪了我的大辫子。过了几天，我们就离开南阳去了北平。在经过许昌的旅途中大哥对我说：“鑫，我给你改个名字好不好？”我问：“怎么改？”他说：“你出生的时候正是太阳初升的时候。当时天空好像海面上飘了一层‘金泊’，父亲认为你命薄，就给你起了个名字叫‘鑫’，也就是很薄的金。这个词有点铜锈味。我们不如把他改为‘欣’，加上个‘少’字，是少年欣喜的意思。你看好不好？”我听了后就欣然同意了，从那以后我就一直使用我大哥给我改的名字，叫陈少欣。

一到北平我被大哥的小学同学王庭兰接回了家。王庭兰的父亲是马占山的副官，（马占山的东北抗日联军是第一个向日寇开枪的司令，副官是中共地下党员）住在他家里比较好做掩护。大哥把带去的七百元大洋都交给了党组织，用于组织活动了。钱交了就没钱看病了，大哥就到当时的社会部去申请免费医疗，经过好大周折总算办成功了。看病的医院是协和医院，挂号、配药、手术，全部都由社会部负责。

刚办好申请的一天晚上我突然肚子痛，到医院一查是得了急性阑尾炎，医生一看就马上开刀，盲肠都化脓了。阑尾炎好了以后再开淋巴，医生从我脖子左边取出三粒像弹子大的球样的东西。大概是因为免费吧，我有时会被推上讲台供医生上课。七月四日我还住在医院里，我大哥就离开了北平到东北去了。七月七日爆发了卢沟桥事变，我认识的庞洪宪、曹建明先后也离开了北平，吴子兰在大哥走之前就去了山西。

大哥走了以后，经常到医院来看我的是一位经常和大哥碰头的李先生，听大哥说他在晨报当记者。虽说是叫李先生，可医院里的护士却称他为黄先生，我当时就感觉到李先生可能是个神秘人物，由此推定我大哥也是一个神秘的人物。李先生经常和我谈心，问我看什么书等等。我对他也什么都谈，还把家里给我定亲的事跟他说了。他听了以后就给我出了个主意：他叫我写一封信回家，就说我身体有病不能结婚，让家里把婚退了。

我照他说的去做了。不久母亲来了回信，说：已经把我在家里定的婚事给退了。直到1939年春天我的病才算治好。病好了以后我就补习文化，补习一年后我考进了春明女子中学。春明女中的校长是福建人，也姓陈，历史教员姓史，他们在上课的时候都经常给我们讲要如何做一个中国人，还讲“九、一八”日本鬼子侵略我国的东北三省的罪恶行径。讲的时候都把门窗关了起来。

1941年7月家中托人捎信来，说我母亲生病了，我就急着要回去看看。我写信给我二哥，（二哥叫陈少淳，已经参加共产党，在重庆新知书店工作）二哥把徐雪寒在上海的地址告诉了我。要我从北京到上海，再从上海到重庆，然后从重庆回西峡。正好王庭兰有一个朋友从东北来，要到上海去看他的弟弟，他的名字我已经记不住了。

1941年8月30日我就跟他一起到了上海。出上海火车站的时候要检查，每一个人都要全身摸遍，我很不自在，好在查我的是一个女警察。我们出站后，就到了他弟弟家。他弟弟和弟媳带我们到饭馆里吃的午饭，饭后就带我们坐黄包车到了上海台风书店，地址在某某花园30号，这样我就和徐雪寒接上了头。原来是打算从这里转道回老家的，可是第二天我发了高烧，只好留在这里治病。病好后徐雪寒对我说：“你一个人回家，路上不大好走，最好能找个伴，一同走比较安全。”

为了寻找结伴的人我在上海台风书店住了近一个月，平时就帮着大家做点事。一个月后家中又来信了，信中说：我妈妈在农历八月廿四日去世了。接到这封信我伤心的哭了，当时我感到我的命很苦，十四岁失去了父亲，十九岁又失去了母亲，两个哥哥都在做秘密的工作，我成了一个可怜的孤儿飘泊在他乡，寄人篱下。好在台风书店里的工作人员都是共产党员，这是我到根据地以后才知道的。他们给了我很多教育，告诉我一个女孩子也要有独立性，要坚强，要投身革命。和我同住的一个名叫戴萧红女同志劝我说：“你母亲死了，你回去干什么呢。不如去找你大哥，投奔根据地。”这一听，我才知道他们都认识我大哥，他所在的根据地就是共产党抗日队伍的所在地。我如梦中的头脑忽然清醒了，原来还有一层人在为抵抗日本鬼子的侵略组织在一起战斗着。

在她和他们的感染下我决定了：“到根据地找大哥，投奔革命。”为此徐雪寒就给我大哥写了信，联系了我去根据地的事宜。三个月后，我大哥托人带信来，说：根据地有人来上海，要我跟这个同志去根据地。来的人叫赵卓，开始徐学寒大哥还以为赵卓不认识少景兄，一见面才知道他们也认识。

1941年12月2日赵卓带了我和他的堂弟、堂妹一同去根据地。我们先乘火车到龙潭，下车后住在一个老百姓家里，以后知道这是一个连络站。赵卓在那里送给我们仨人每人一枝关勒铭钢笔，这枝笔我在路西联中上课时不小心掉在地下把笔尖给跌断，我伤心了好久。当天下午我们就到河边叫了一只小船，向上游行去。船到目的地我们就上岸了。上了岸我们就步行，走到天黑，才走到接待站。小时候曾緾过脚，后来被我父亲发现才松掉了，长途的步行我的脚痛得要命。接待站的一位女同志给我打了一盆热水，泡泡洗洗脚才好过了一些。

第二天，我们到了周镇集，见到了区长。区长告诉我说：你哥哥陈少景到行署开会去了，你嫂嫂陈建平在乡下做民运工作。乡下我一时找不到地方，只好到行署去找哥哥。我告别了赵卓，这时我才知道赵卓是淮南路东行署的文抗主任。脚痛的不行，他们给我顾了一头毛驴，让我骑着顺着区长指点的方向朝行署走去。走到半路上，我听到前面十几步远的地方有人在讲话，听声音我就觉得好像是我大哥。

我冒昧地叫了一声“哥哥”。大哥听出了我的声音，就停下马回过头来朝我看看。我一看是哥哥，急忙加鞭赶了上去。兄妹一见面，哥哥摸着我的头，就像断了线的风筝又回到了他的身边，我就像漂泊的舢板靠上了码头，一股安全感袭上了心头。哥哥一定要我骑他的马，他骑上了我的毛驴，一齐向目标走去。大约到了晚上八点我们到了陈荣，我嫂子就在陈荣工作，我也就在陈荣住了下了。我嫂子叫陈建平，在当地做地方工作。她对我很好，当时给我看一本书叫：《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经我哥哥联系，一个星期后，我骑着我哥哥的马到了周镇集找到了联中的副校长王昭泉，他把我带到了古城联中。1941年12月17日我在新四军二师淮南根据地津浦路东联合中学报到，我在新四军的学习生活就这样开始了。

1942年秋天，根据地准备反扫荡，我们津浦路东古城联中的学生分别疏散到半塔集的加山。

1942年冬，上级决定联中学生转移到津浦路西。

1943年3月我又到津浦路西地委在定远县沙霸王庄办的联合初级中学学习了三个学期。在学校学习的课外时间，全校都搞农业生产。7月我被评为生产蔬菜的劳动模范，8月5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4年又被评为生产蔬菜的劳动模范，在全校学生中我是第二名，得到的奖品是一个小日记本、一枝牙刷和牙粉。由此我想到了我的大哥，不是他带我出来治病，我一个病秧子的农村姑娘就不可能读书也不可能被评为劳动模范。

1944年9月学习结束了。我被分配到路西藕塘实验小学做教师。以后又先后到永宁集、三官集小学当教师。

1944年12月6日，和路西地委的组织科长徐康明结婚。

1945年9月17日，丈夫徐康明在追缴日本鬼子中不幸以身殉职。

1945年10月怀有身孕的我，随路西地委到了江苏，在清江市委妇女部工作。

1946年2月12日，在淮阴市岳飞巷生了我的儿子晓明。

1946年7月国民党进攻解放区，我随机关北撤。不久，先期到大连的大哥来信了，要接我们到东北去。当时因为我的孩子小，我没奶，奶妈又不肯去。正在我犹豫不决的时候，严景成老师对我说：“孩子没奶不行，到那里工作都是为革命工作。”于是我就决定不去了，仍留在淮阴区委。这一别就是相隔千里了。

分别以后，1947年8月我在解放军十二纵卫生学校任支部书记；1948年8月在十二纵家属队任副指导员兼支部书记；1948年10月在苏北总兵站任指导员兼支部书记。1949年4月随部队渡江南下，先后到无锡，南京、镇江、上海的交通部门做军管工作。

解放后一直在上海，先后在市商业局、长宁区政府、市化工局等部门从事过不同的工作，直到一九八六年离休。回想我参加革命的历史，就感到是大哥带领我走上了这条路。

1963年在大连任副市长的大哥被以“叛徒、特嫌”的名义被审查关押了十七年，直到1979年才被平反解放，重新被安排工作，担任大连市市委书记。

欣慰的是党和人民没有忘记他。2000年我带着儿子和女儿到我们当年战斗过的地方，新四军二师六旅、津浦路西地委的小莫斯科安徽省定远县藕塘镇去看看的时候，定远县党史办的同志接待了我们。接待的同志问我叫什么名字，我说我叫：“陈少欣”。他们听到这个名字，就问：“陈少景和你有什么关系？”我说：“陈少景是我的大哥。”他们一听就肃然起敬，对我说道：“陈少景同志是我们县第一任县委书记。”他们热情地表示欢迎，不仅派人派车陪我们去参观革命遗址，还赠送了一本载有陈少景文字和照片的《中国共产党安徽省定远县组织史资料》给我。

回顾我沟沟坎坎的一生，指引我参加革命的是老师和同志们的教育，是我的大哥陈少景的指引。（来源：军嫂网 口述：陈少欣 修改：程晓明 石应红编辑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