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孙俩”的军旅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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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祖国同喜,与人民同贺。 ...

这个中秋,我有话对“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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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承载军人使命担当的双肩诠释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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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农家子弟到“军中清华”,这对双胞胎兄弟的成长经历感人至深!

2018-07-15 20:38  作者:翟向乾  来源:未知  浏览:  我要评论

导读:父母在商量之下就给我们取名翟向乾、翟向坤,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成为国家的栋梁。

1997年,我和弟弟出生在江苏省邳州市的一个农村家庭。由于父母都是农民,家中的经济条件很不好,而且我上面还有一个大两岁的姐姐,所以母亲在怀我们的时候营养跟不上,我和弟弟生下来时都才三斤多一点。当时镇里医院的医生看着瘦弱的婴儿,很是担心,立马把我们放到保温箱中,还对父亲母亲说:“你们的孩子太虚弱了,平时一定要小心照顾,有情况立马向我们汇报!”当时,我们兄弟俩连喝水都困难,母亲只好用小勺子一滴一滴地往我们的嘴里滴水,即使是这样,我们还是会经常呛着。幸运的是,在父母和医生的悉心照料下,我们兄弟俩最终顺利度过危险期。

“该给这兄弟俩起什么名字呢?”这对于只上过三年级的父亲母亲来说可有点难度。母亲说:“要不哥哥就叫翟向前,弟弟就叫翟尚昆吧,希望他们以后能像徐向前元帅和杨尚昆将军一样,成为国家栋梁之才。”父亲说:“双胞胎应该起个比较对称的名字,这样才像双胞胎嘛。”所以,父母在商量之下就给我们取名翟向乾、翟向坤,希望我们长大后能成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成为国家的栋梁。

我们一家五口人蜷缩在一栋老房子里,这是一栋太爷爷在父亲还没出生时就盖好了的砖墙瓦屋。当时的农村没有水泥,大家都是用石灰和沙子粘墙、泥墙,所以墙面很不平整,墙皮也很容易整块掉下来。屋顶是在用木头做的顶梁上面铺一层厚厚的芦苇杆,再放些稀泥,然后把瓦铺上,所以,芦苇杆经常会时不时地掉下来。虽然很简陋,但这三间瓦屋却可以称得上是全部家当。一家五口住在这小小的三间屋子里,地方很不够用。为了腾一点地方当作“客厅”,母亲就用旧床单做一个布帘子把一间屋子一分为二,一半是“客厅”,另外一半和另一间屋子当作“卧室”,第三间堆放粮食。空间小还可以凑合,但一到下雨天就没那么好办了。房顶的瓦经过几十年的风吹日晒很容易裂开,而瓦下面的芦苇并不防水,所以每次下雨,屋子里就摆满了大大小小的盆和塑料瓶。有时漏雨的位置在床的上面,父亲就得把床拉到一边。屋里的地面本来就坑坑洼洼,下雨后,全都变成小水坑了。

小时候,我和弟弟最怕过冬天,因为冬天洗澡很麻烦,也很难受。家乡的冬天很冷,因为没钱去洗澡堂洗澡,母亲就烧一大锅热水,喊奶奶一起过来帮我们洗澡。因为怕我和弟弟感冒,每次洗澡,奶奶会把门窗关得死死的,然后在屋子里放一个搪瓷盆,里面烧上木头。母亲烧开一大锅水,准备一个大铁盆放在屋子里。等屋里稍微热一点,我和弟弟就坐在大铁盆里,母亲给我们一个个洗澡、搓灰。木头的烟很大,我和弟弟常常被烟熏得直流眼泪,但为了不让热气跑走,母亲只把门稍微开一点。洗完澡后,我们的身上和屋子里全是烟味,眼睛也疼得不行。所以,在冬天我和弟弟只洗一两次澡,身上很多灰,再加上没有钱买袜子穿,脚踝裸露在外,常常裂开好多口子,冷风吹来,疼得直掉眼泪。睡觉前,母亲总会端来一盆热水,把我们的脚泡在里面,用手搓脚踝上的灰,然后抹上药膏,过一段时间就好了。

由于家里经济条件很不好,所以我和弟弟从不吃零食,牛奶也从来没喝过,可以称得上是“十八年不知牛奶味”。记得有一天晚上,父亲从工厂下班回来,自行车篮里放了一个装得满满的牛奶瓶,我以为是牛奶,就拿起瓶子往嘴里倒,但我的嘴刚碰到瓶口就有苦苦的味道,我仔细一看,原来瓶子里装的是机油。还好我当时没有咽下去,要不然就得去医院了。

能让我和弟弟“大饱口福”的是夏天。因为天气热,父亲干活的工厂会给工人每天发一瓶饮料,父亲舍不得喝,每次都把饮料带回家给我和弟弟还有姐姐喝。我们三个看见这一小瓶饮料就跟见到宝贝似得,高兴地不得了。我们把饮料倒在瓶盖里,一人舔一口,有时会拿来三个碗,每个碗里倒一点,然后像喝酒一样慢慢品味,只有几百毫升的饮料足够我们三个喝一晚上。有一次母亲买了三瓶花生牛奶,我们三个一人一瓶抱在手心,一会儿喝一瓶盖,本打算分两三天喝完,没想到第二天剩下的牛奶就全酸了,当时母亲气得打了我们一顿。

我和弟弟上高中的时候,因为学习压力大,需要补充营养,而牛奶又太贵,每天一袋豆奶粉就成了最好的替代品,所以我和弟弟记忆中牛奶的味道更接近豆奶粉。

来到军校后,学习和训练任务都很重,不吃好喝好是不行的,每天一瓶牛奶是我的习惯。特别是天冷的时候,手中捧着一瓶热乎乎的牛奶,那沁人心脾的香味从鼻腔溜到心房,仿佛又把我带回到童年……

2003年夏天,由于家里的经济原因,我和弟弟只上了不到半年的幼儿园就到村里的小学读一年级。这个小学只有一到三年级,每个年级只有一个班,所以,从一年级到三年级,我们兄弟俩一直是同班同学。毕竟是村里的小学,老师都是农民,文化水平都不高,基本上都是初中毕业,一边种地,一边来学校教书。但我和弟弟学习一直非常努力,我们反复咀嚼着仅有的课本,就像饥饿的人咀嚼着面包。正因为如此,每次考试,我们兄弟俩都占据班里第一名和第二名的位置,大大小小的奖状贴满了家中的墙壁,这些奖状也是我们家墙上仅有的装饰物。

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同样上小学的姐姐就在暑假给邻村的种棉大户进行棉花授粉,20块钱一天,这也成了姐姐的第一份“工作”。棉花授粉都是从早干到晚,弓着腰、拿着针管给每一朵棉花授粉。几十亩的棉花,只有十几个人干活,一天下来,才10岁多一点的姐姐的腰和胳膊就跟断了似得。七、八月份毒辣辣的太阳照在姐姐身上,衣服裹得再严实也无济于事,等两个月后姐姐回家时,我们兄弟俩都快认不出眼前这个又黑又丑的“小村姑”是谁了。

而我和弟弟就去卖草药,后来听邻居说卖中草药可以挣点钱,母亲就问亲戚借了一架旧自行车和一点钱,拿了几个蛇皮口袋,每天早出晚归,挣一点钱好给我们交学费。那时候,我和弟弟就是一心想快点攒够钱好读书。所以,我和弟弟每天一大早就起来,拿着铲子和一个塑料袋,去野外挖中草药。等挖完中草药,太阳已经到了头顶,变得毒辣起来。我和弟弟饭都顾不上吃,就跑去乡里的街道上卖草药。我们俩顶着大太阳蹲在马路旁,只要看到收草药的人过来,我们就抱着那袋草药围过去,“叔叔、阿姨,你们收草药吗?这是我们今天早上刚挖的。”

其实,在我家那个小村庄,草药并不好卖。但那时候我不明白的是,为什么我和弟弟每次去卖草药,总会有那么一群人喜欢买我们的草药,而且总是会以各种理由多给我们几块钱。

从四年级到初三,我们兄弟俩就在乡里读书。因为农村比较闭塞,买学习资料很不方便,我们就向老师借辅导资料看。一遍肯定是不够的,我和弟弟什么时候把辅导资料看得破破烂烂的,才肯作罢。老师知道我们家里的情况,也都很乐意把资料借给我们用。

然而,不幸的是,由于家里实在供不起三个孩子同时上学,为了我们兄弟俩着想,姐姐初中一毕业就辍学了,那时,我和弟弟才刚上完初一。因为文化程度不高,辍学后的姐姐只能到南方某个服装厂充当“廉价劳动力”。虽然工资很低,但至少暂时减轻了家里的经济压力。

在我们兄弟俩上初三的时候,一个很要好的朋友很关切地对我们说:“你们这么努力干什么?成绩再好也上不了大学不是吗?你们兄弟俩以后顶多只能有一个人上学,另一个去打工来给你们家减轻负担。不如现在好好玩,不然以后就没机会了。”“你们俩以后结婚时肯定要有一个人要入赘到女方,要不然你们家根本没钱让你们都结婚。” 当时只有15岁的我们还从来没有考虑过这些问题,我们没有回答,因为我们知道朋友是在关心自己,而不是在嘲笑。但我们更知道父母的辛苦,所以我们没有在父母面前抱怨,而是更加努力地学习,因为父母常常告诉我们,学习是唯一的出路。母亲也经常对我们兄弟俩说:“你们只管好好上学,就算借钱也得让你们上。”

上初三后,学习压力更大了,为了能有充足的时间学习,我们兄弟俩主动申请在学校上晚自习,一直学到晚上9点才回家。农村是没有路灯的,路两边也没有人家,黑乎乎的一片,只能凭着感觉骑车。有一次晚自习放学后,我骑着自行车不小心一头栽进路边的池塘里,还好水不深,我才扛着自行车,踉踉跄跄地爬了上来。

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兄弟俩的勤奋没有白费。在一次邳州市组织的七校联合模拟中考时,弟弟考了第一名,校长在全校师生面前点名表扬了他。由于我们兄弟俩成绩优异,又乐于助人,因此,我们在初三时又荣幸地被选拔为学校的升旗手。在中考时,我以学校20年来的最高分顺利考入全市最好的高中的重点班,弟弟也以仅次于我几分的成绩一起考入这个重点高中的另一个重点班。

很快,高中开学了,父母带着我们兄弟俩去市区报名,这是我们第一次离开那个闭塞的小村庄,在此之前,我们兄弟俩连镇上都没去过。刚出汽车站,我看着一座座只在电视里见过的十几层的“高楼”,兴奋地问母亲:“阿妈,这么高的楼是怎么盖起来的?它怎么不倒呢?”母亲没有回答,因为母亲也不是很清楚。

为了能让我们兄弟俩更好地学习,母亲在学校附近租了两间房子。说是两间,其实每间房子只有不到十平米,而且是平房,所以每到冬天下雪后、积雪融化的时候,积水就会沿着楼板的缝隙往下滴水。但对我们娘仨而言,有地方住就已经够好了。

因为高中学习压力大,为了让我们兄弟俩吃得“好一点”,母亲在带我们上学的同时还要到“人力市场”找活干。为了干活方便,母亲专门从家里把自行车骑来,80公里的路程,整整骑了两个小时。为了能在中午给我们做饭吃,母亲只挑那些能在中午赶回家的活干。我们兄弟俩也很争气,每次考试,都能拿到奖学金。开家长会时,班主任每次都表扬我们兄弟俩,穿着破烂的母亲每次都会激动地流泪,母亲哭,我们兄弟俩也哭。在课间的时候,同学们往往都是在聊天或玩耍,而我和弟弟就会静静地望着学校门前正在建设的小区,我们似乎看到了母亲正在水泥搅拌机前给吊车装水泥,母亲流下的汗水一定比我们的泪水多。

母亲经常对我们说:“多亏党的好政策,九年义务教育,你们兄弟俩才能上学到现在也没花多少钱,你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报效祖国!”“多亏党的好政策”,这七个字是全家人说得最多的话,因此,我们兄弟俩从小就立志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回报祖国。而我们的一个表哥也在我们刚上高中的时候考入北京一所军校,所以,我们兄弟俩决定也像自己的表哥一样,携笔从戎、报效祖国。我们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父母后,父亲和母亲都非常支持,双双同意我们一起参军。得到父母的同意后,我们兄弟俩非常高兴,这也更加坚定了我们上军校的信念。因此,从高一开始,我和弟弟就把素有“军中清华”之称的国防科技大学当作奋斗目标。为了能够实现这个目标,高中三年,我们兄弟俩付出超出常人的努力,每天头顶着月亮和星星上学、放学。“一分的差距就落后了几千人”,这句话一直在激励着我们兄弟俩。

高考前几天,背负着一家人希望的我们紧张地睡不着觉,无法安心复习。母亲看到我们兄弟俩焦虑的样子,总会安慰说:“管它考不考得好,只要努力了就行,行行出状元,大不了咱们下来打工,也能有口饭吃嘛。”其实我们兄弟俩知道,母亲比我们还紧张,她希望她的两个儿子能够金榜题名,甚至比我们兄弟俩自己还要希望。皇天不负有心人,最终,我以远远超出一本线的优异成绩成功被国防科技大学录取,而弟弟由于考试时过于紧张,发挥失常,没能考上国防科大,不过,还是收到了来自原解放军理工大学的录取通知书。我们兄弟俩也荣幸地被所在高中评为“优秀毕业生”。但是,没能考上国防科技大学,一直是弟弟的一个遗憾。

兄弟俩拿到录取通知书。

高考完的这个暑假对于大多数“高三党”来说是人生中最轻松的时候了,然而,为了能尽快适应军校生活,每天下午,我和弟弟都要跑个三公里,还时不时练练俯卧撑、仰卧起坐等。

2015年夏天,三个月漫长的暑假终于结束了,我们兄弟俩也走出家乡那个小城,到各自的院校深造。分别时,我和弟弟下定决心:在部队里一定要好好干!

其实,话虽然说得好,但我们兄弟俩心里都难免会打怵。毕竟小学六年,我和弟弟一直在同一个班级;中学六年,我们兄弟俩也一直是在同一所学校的隔壁班。遇到什么事情都能互相照应一下,心里也有个底。现在,突然要让我们兄弟俩分开,到不同的城市参军,甚至一年只能见一两次面,我和弟弟难免有些担心。

8、9月份正是长沙和南京最热的时候,国防科技大学和原解放军理工大学的新兵训练也都在这个时候进行。作为新学员们迈进军校的第一课,新训也是我们兄弟俩不得不通过的一关。来这里之前,在我和弟弟一起上学的12年里,因为是双胞胎,成绩好,长得也挺帅,所以我们兄弟俩一直是全校的焦点。而来到军校之后,我们再也不是校园里备受瞩目的佼佼者了。当“明星”的光环不再,走进军校,浓密的树木遮天蔽日,营房整齐干净,烈日炎炎下,我们和其他学员迈着一样整齐的步伐,唱着一样的军歌,睡在一样的宿舍,穿着同样的衣服。猎奇心理让我热情洋溢,惬意自豪,又踌躇满志!但是,理想与现实之间还是有差距的,在军营,只凭满腔热血是远远不够的。虽然在来军校之前,我和弟弟都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可严肃紧张的军校生活还是让刚刚高中毕业的我们措手不及。

开学报到第一天,我见到新训班长很热心地帮我整理行李、铺床单,很是感动,可没想到父母刚走,手机就被收了上去。第二天,我就因为歌声口号不响亮被班长罚蹲半小时,等起来后,我的脚和整条腿都已经失去知觉了。我本以为军校毕竟是学校,训练、管理应该不会很严格,怎想到事情会发展到这种地步?作为班级“中头彩”的新学员,我下定决心,一定要好好表现,争做排头兵。很快,在第一次班务会中,我就因为队列素质硬、口号喊得响而被班长点名表扬。

都说部队是个大熔炉,是虎你得卧着,是龙你得盘着,这话没错。我和弟弟刚入军营不久,身上的毛病就显现出来了。弟弟脾气急躁,做事比较粗心,要想把几斤“棉花”叠成“豆腐块”,真心难为他了;我心细,但是干活慢,被子叠得是像模像样,可架不住耗时太长,特别是在队列里,我总是慢人家一拍,没少遭战友们笑话。

虽然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学校,可我们兄弟俩的“遭遇”竟出奇地一致:虽然各方面表现都有进步,可高中只顾学习的我们体能比较差,一时间还让我们兄弟俩陷入了深深的自卑之中。单杠场上,战友们可以毫不费劲地做上十几个,可是我不管怎么“翻腾”,一个也完成不了。因此,我和弟弟都受到新训班长不少训。受批评是有效果的,面对批评,我们这对“难兄难弟”在周末通过电话互相打气加油,拿起一股不服输的拼劲,誓要超过其他新学员。

于是,我们兄弟俩一个在长沙,一个在南京,互相向对方下了挑战书:先别说超越其他人了,咱俩先一较高下。每天晚点名后,我总会去单杠场“加班”。从炎炎夏日到秋霜大地,几十个日日夜夜我没有放弃过,没有退缩过,更没有后悔过。在学员队组织的体能测试中,我们兄弟俩都取得了引体向上30多个的好成绩,欣喜之余,周围的战友们也为我们竖起了大拇指。

因为入伍前,在我和弟弟的想象中,军营就应该如同《士兵突击》所讲的一样,充满青春热血。回到现实,每天六点起床,早操就是一个三公里,接着单调而枯燥的队列训练,时不时地还来个武装五公里,其中还夹杂着各种政治教育,各种理论考试。天天跑,天天练,天天读,训练非常残酷、管理非常严格、纪律非常严谨、住宿条件也很糟糕,班长、排长都“冷漠无情”——简直不堪忍受!这些让我们兄弟俩心里难免有些失落,消极怠训的念头不由得浮现脑海,甚至怀疑自己参军是个错误的决定。

然而,在新兵训练旅组织的一次实践教育活动中,我听了“三栖尖兵”何祥美等先进典型的事迹,弟弟实地参观了南京大屠杀死难者同胞纪念馆后,我们的困惑与疑虑得以解答:一名军人的价值不仅在于要承担身上肩负的神圣使命,更要明白其责任背后意味着牺牲与奉献,这才是军人的本色!我和弟弟深受鼓舞,立志要向英雄前辈、先进典型学习,争做一名光荣的人民解放军军官,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成绩。

思想转变了,这较劲的劲头又上来了。无论做什么,我和弟弟谁也不甘落后,一定要比个高低。在学员队组织的第一次五公里测试时,因为从没有跑过长跑,没有经验,我在前三圈跑得比较快,可到后面就没力气了,为了不给班里拖后腿,我还是硬着头皮继续跑。班长在一旁看到我狰狞的表情,就立马过去拉着我一直跑到终点,最终也跑出了23分的成绩。

翟向乾在跑五公里

当得知我第一次五公里就跑到23分时,弟弟心里顿时着急起来,第二天,他就主动找班长帮他测了五公里,虽然还是比我慢了20秒,不过,因为积极主动的训练态度,他在班务会上还是被班长点名表扬。

在新训最残酷的野外拉练中,我负重几十斤,顶着又大又热的太阳,每天走十几公里的山路,脚底板磨满了血泡。看到连队里陆陆续续有战友因为脚太疼而没能坚持走完,或者因为体力不支而倒在了地上,我却始终坚持。脚底板有血泡那我就用脚的侧面走路,这样的姿势对膝盖伤害很大,走了几公里的路程之后,我的膝盖和脚掌越来越疼,再加上毒辣的太阳,我全身上下都湿透了。当战友看到我“奇怪”的走路姿势和被汗水浸透的迷彩后,都知道发生了什么,便纷纷劝我上救护车。但我不愿半途而废,依然坚持走下去。中午在河堤休息,我把鞋和袜子脱下来,没想到整个脚掌的皮几乎都磨掉了,血肉模糊,袜子都被染成了鲜红色。同班的战友实在看不下去了,要向连长打报告,我赶紧拉住他说:“没事,救护车里的位置本来就不够,肯定还有比我更需要救护车的战友。”

正式开学后,由于从高考后就没摸过课本,连字都差点忘了怎么写的我们在面对高数、大学物理等科目时,顿时不知所措。另一方面,同作为技术类学员,我和弟弟对未来从事指挥还是技术也很迷茫。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们都不知道自己要干些什么。周末,我和弟弟打电话谈心,在互相倾诉后,我们最终达成一个共识:立足当下,只争朝夕。

有了目标后,我们兄弟俩又像打了鸡血一样,浑身充满干劲。上课听不懂的地方,晚上就用双倍的时间补回来;老师只布置几道作业题,我们就把所有课后题做一遍,一遍还不会,那就两遍……我们拿出高考的拼劲,结果,在第一学期期末考试中,弟弟就在全营一百多人中排名第二,我也排名专业第八。在原解放军理工大学评优评先时,弟弟在第一年就被评为“优秀学员”,获得了他军旅生涯中第一块军功章,并荣获嘉奖。每当我感到坚持不住的时候,我总会看一看我的臂章,“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技大学”,这几个大字一遍又一遍地激励着我。一个学期下来,我的文具袋里装满了用完的黑笔芯。当战友看到我那写满密密麻麻笔记、纸张泛黄的高数课本时,疑惑地问道:“向乾,你怎么用学长的旧书啊,笔记这么乱,都看不清了。”

翟向乾在图书馆学习。

丰富多彩的军校生活让我们兄弟俩慢慢爱上了写作。我从大一第二学期末就开始负责学院的新闻宣传工作,所有的周末和休息时间都被我用来读书、看报和写作。三年来,我先后在《国防教育周刊》、《政治指导员》杂志、《金陵晚报》等军内外媒体发表文章四百余篇,成为学院小有名气的“笔杆子”。除了写作,我还注重培养自己的管理能力。入学以来,我历任学员模拟连的副班长、教学长、团支部副书记、学员队新闻宣传负责人等职务。正因如此,我屡次荣获学院“新闻工作先进个人”称号,年年被评为学员队宣传工作先进个人。去年五四青年节,我还被学校表彰为“优秀团员”,成为全校一万余名官兵中仅有的20名获得该荣誉的官兵之一。

翟向乾被学院表彰为宣传工作先进个人。

上个月,由《解放军文艺》编辑部和国防科技大学政治工作处联合举办的“诗颂强军新时代”诗歌创作笔会在长沙隆重举行,我也有幸受邀参加,与军内外著名诗人和编辑老师探讨交流,获益匪浅。

翟向乾在诗会期间与著名诗人合影留念。

弟弟看到我取得的成绩后,心里也着急起来,特别是经常在各大媒体网站上看到我的文章,更是让弟弟的心理很不是滋味。“我们是双胞胎,他行,我也一定行!”于是,一有时间,弟弟就向身边写作比较厉害的同学请教,晚熄灯后,俱乐部也总少不了他读报的身影。功夫不负有心人,弟弟也先后在《国防教育周刊》、《解放军生活》杂志、解放军报客户端等中央级和省级媒体发表文章三百余篇。2016年,他还荣幸地被学校评为“优秀宣传文化个人”。由于工作突出,弟弟在大三当选学院新闻中心主任,负责整个学院的新闻宣传工作。同时,弟弟从刚入学就担任学员队的班长职务,大二时又当上了排长,大三又担任班长骨干职务,各项工作都开展地有条不紊。“精武—2016优秀学员裁判”、 “大学英语词汇竞赛二等奖”……在弟弟的不懈努力下,仅仅三年的时间,他就获得了二十多个荣誉证书,并多次荣获嘉奖。

翟向坤在总结表彰大会上受到领导表扬。

每每战友向我们竖起大拇指时,我和弟弟都会笑着说“你也可以!”是的!我和弟弟也不是什么天才,我们在刚入学时和其他学员一样经历过迷茫,也有伤痛和低谷,不过,我们总能始终保持拼搏向上的姿态,始终像打了鸡血一样往前冲。有人问我们取得如此优秀成绩的秘诀,我说:“我们兄弟俩经常看红军长征以及抗日题材的书籍和电影,先烈们的那种顽强的精神以及对党的信仰让我们深深震撼,所以我们兄弟俩坚信,只要学习革命先烈们十分之一的精神,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事情!”

每次回家,朋友们都会说我们兄弟俩更壮了、也更成熟稳重了,当然,少不了的是对我们取得的成绩的赞扬。每次,我都会回之以淡淡的微笑,说:“那要多谢部队的培养!”

当“心理烟雾弹”成为“手榴弹”将迷茫各个击破,在军校,我们兄弟俩学会了成长,懂得了服从,守住了规矩,扛起了责任,拥有了担当,明白了团结就是力量。我们还知道了离开父母不会迷茫,读懂了“黑脸”班长的侠骨柔肠,更领悟了军营的“青春热血”,就在军人身体内流淌……

回报祖国、回报社会,一直是我们兄弟俩的理想和愿望。王继华先生是江苏省邳州市有名的拥军模范,从2015年开始,王先生在邳州市设立报国奖,专门用来奖励考入军校的学生,而我们兄弟俩正是第一届报国奖的获得者。王先生在了解到我们兄弟俩的成才事迹后,兴奋地邀请我们参与到自己的拥军工作中来。每次放假回家,我和弟弟都会和王先生及其他拥军模范讨论拥军工作,并协助他们拥军工作的开展,为家乡拥军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努力。在以后的每一届报国奖中,作为嘉宾的我们都会对即将步入军校的学弟学妹们提出建议和鼓励。此外,每年高考季前夕,母校高中都会邀请我和弟弟在校报上刊文,鼓励学弟学妹们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携笔从戎,为国防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每年都有学弟学妹受到我俩的影响,走上了参军报国的光荣之路。

翟向乾在参加双拥工作(右二)。

小学6年、中学6年,我和弟弟一直在同一所学校上学,在上学的第13个年头,我和弟弟分开了。我去了国防科技大学,弟弟去了原解放军理工大学,没想到,过了不到2年,在上学的第14个年头,我和弟弟又在国防科技大学重聚。

如今,在我和弟弟一起上学的第15个年头,我们兄弟俩更要不忘初心,撸起袖子加油干,不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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